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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日渐构成一个整体。“荷叶藕,满塘转”,互相因依,牵一发即动全身。所以我们决不能把美学看成一门独立自足的科学,把门关起来靠“自力更生”。有些立志要搞美学的人既不学哲学,又不学历史,又没有文艺实验经验,连与美学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史、艺术史、语言学乃至宗教神话之类也不想问津,甚至对当前文艺动态也漠不关心,而关起门来“深思默索”,玩弄概念游戏,象蜘蛛一样,只图把肚子里的丝吐出来,就结成一面包罗万象的大网。这是妄想!只学马克思主义而不学其它,也决学不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如此。试想一想马克思在指导工人运动之外,还积蓄了多么渊博的学识!而且还写出那么多的不朽著作!学马克思主义也好,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好,首先要学习马克思的这种认真刻苦、勇猛前进和精神。最常见的艺术门类是诗歌、音乐、舞蹈(三种在起源时是统一体),建筑、雕刻和绘画(合称“造形艺术”),戏剧、小说以及近代歌剧、哑剧和电影剧之类综合性艺术。这些艺术之间的分别和关系,自从莱辛的《拉奥孔》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德国美学家们一般把艺术分为“空间性的”和“时间性的”两大类。属于空间艺术的有建筑、雕刻和绘画,其功用主要是“状物”,或写静态,描绘在空间中直立和平铺并列有事物形状;所涉及的感官主要是视觉,所用的媒介主要是线条和颜色。属于时间艺术的主要有舞蹈、音乐、诗歌和一般文学,其功用主要是叙事抒情,写动态,描绘的时间上先后承续的事物发展过程,所涉及的感官较多,音乐较单纯,只涉及听觉和节奏感中筋肉运动感觉,舞蹈、诗歌和一般文学则视觉、听觉和筋肉运动感觉都起作用。时间艺术在所用的媒介方面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差异,这就是其它各种艺术的媒介如声音、线条、色彩之类都是感性的,即可凭感官直接觉察到的;至于文学则用语言为媒介,而语言中的文字却只是代表观念的一种符号,本身并无意义,例如“人”这一观念,各民族用来代表它的文字符号各不相同,英文用man法文用hommo德文用Mensch,单凭这种文字符号并不能直接显出“人”的感性形象,只能显出“人”的观念或意义,所以语言这种媒介不是感性的而是观念性的,也就是说,语言要通过符号 (字音和字形)间接引起对事物的观念。这个分别黑格尔在他的《美学》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分别就是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具有独特地位的首要原因。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谈到神话时就引过这一段话,指出神话“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质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注: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神话是“想象”而不是“科学的反映”,不就是神话这种原始艺术是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的产品吗?上引马克思和毛泽东同志的话,我们大家这些年来都学过无数遍,可是对付具体问题时就忘了,竟不起多大作用,而且还有人指责“形象思维论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不过是一种违反常识,背离实际胡编乱造而已”,这岂不应发人深省吗?新葡京官网注册账号申请作者一方面肯定了罗丹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指责罗丹的现实主义“不过是‘写真实’的别名”。我们还记得“写真实”过去在我们中间成了一条罪状,难道现实主义就不要“写真实”吗?作者还挑剔罗丹不该把现实主义说成“诚挚是唯一的法则”,理由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诚挚’”,试问过去公认的一些阶级成分并不怎么好的现实主义大师,例如莎士比亚、费尔丁、巴尔扎克、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等,都不“诚挚”,都在以说谎骗人为业吗?作者还重点地讨论了艺术如何运用丑的问题。他先褒了一笔,肯定罗丹描绘丑陋有不肯粉饰生活的“积极内容”,没有否认自然丑可以化为艺术美,接着就指责罗丹“偏爱残缺美”,毕竟“含有不健康的消极因素”,因为他“受到了颓废思潮的很深的影响”,“罗丹思想上同颓废派的联系,使他不能正确辨认生活与艺术中的一切美丑现象”。试问罗丹既不能正确辨认生活与艺术中的一切美丑现象,他不就成了白痴吗?还凭什么创造出那些公认为杰出的作品呢?罪状还不仅此,罗丹“偏爱残缺美”,“也破坏了艺术的形式美”,“罗丹作品形式上的缺点正是反映了内容空虚和消极反动”。总之,一戴上“颓废派”的帽子,一个艺术家就必须一棍子打死。请问广大读者,《罗丹艺术论》和罗丹的作品究竟在哪一点上表明他是个颓废派呢?就历史事实来说,罗丹在“思想上同颓废派”究竟有什么联系吗?和他联系较多的人是雨果和巴尔扎克,他替这两位伟大小说家都雕过像,此外还有大诗人波德莱尔,他和罗丹是互相倾慕的。波德莱尔的诗集命名为《罪恶之花》,一出版就成了一部最畅销的书,可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批准。但是《罪恶之花》这个不雅驯的名称(注:趁便指出:原文Mal应译为“病”,即“世纪病”中的“病”,“罪恶”是误译。)便注定了他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颓废派”的代表。罗丹和他确实有联系,那他也就成了颓废派。依这种逻辑,雨果和巴尔扎克当然也就应归入颓废派了。要深文罗织,找罪证也不难,雨果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里塑造了五官不全的奇丑的敲钟人吗?巴尔扎克不也写过许多丑恶的人丑恶的事吗?

新葡京官网注册账号申请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有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实了人是一种存在。……动物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一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及其后代直接需要的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体,而人却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近一百年中对康德持异议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康德把情感和意志排斥到美的领域之外,继起的叔本华就片面强调意志,尼采就宣扬狂歌狂舞、动荡不停的“酒神精神”和“超人”,都替后来德国法西斯暴行建立了理论基础。这种事例反映了帝国主义垂危时期的社会动荡和个人自我扩张欲念的猖撅。这个时期变态心理学开始盛行,主要的代表也各有一套美学或文艺理论,都明显地受到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首屈一指的是佛洛伊特。他认为原始人类婴儿对自己父母的性爱和妒忌所形成的“情意综”(男孩对母亲的性爱和对父亲的妒忌叫做“伊狄普斯情意综”,女孩对父亲的性爱和对母亲的妒忌叫做“伊勒克屈娜情意综”)到了现在还暗中作崇,采取化妆,企图在文艺中得到发泄。于是文艺就成了“原始性欲本能的升华”。佛洛伊特的门徒之一爱德洛却以个人的自我扩张欲(叫做“自我本能”)代替了性欲。自我本能表现于“在人上的意志”,特别是生理方面有缺陷的人受这种潜力驱遣,努力向上,来弥补这种缺陷。例如贝多芬、莫扎特和舒曼都有耳病,却都成了音乐大师。自然中所含的人性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才存在;因为在社会里,自然对于人才作为人和人的联系纽带而存在——他为旁人而存在,旁人也为他而存在,——这是人类世界的生活要素(注:“要素”,即“基本原则”。)。只有这样,自然才作为人自己的人性的存在的基础而存在。只有这样,对人原是自然的存在才变成他的人性的存在,自然对于他就成了人。因此,社会就是人和自然的完善化的统一体,——自然的真正复活——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因素,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其中内部联系很疏远或很难确定,使我们把它们忽略掉甚至认为它们并不存在 )而向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译文略有改动。)其次,由于他们片面地突山“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就把所谓“中间人物”和“小人物”列入禁区。描绘小人物和中间人物的能手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被打入冷宫,而且作家本人也被迫害至死。想起无数类似的事例,谁能不痛心疾首!遭殃的并不限于一些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应想一想由江青盗窃来而加以窜改歪曲的八部“样板戏”成了几多大大小小的作家们的“样板”?几多人有意识地或无意以地陷入那批人妖所设置的陷阱?结果形成了什么样的文风?在青年一代思想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三、“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人的生产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与美有联系,而美有美的规律。这句话前面有“因此”连接词,足见是总结全段上文。“此”显然指上文所列的两条:一条是“人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标准就是由每个物种的需要来决定的规律。动物只按自己所属的那个物种的直接需要来制造,例如蜂营巢,人却全面地自由地生产,能运用每个物种的标准,例如建筑师既能仿制蜂巢,又能建造高楼大厦和其它工程。这就是前一条的要求。另一条比前一条更进了一步,“人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去来制造”。这本身固有的标准是属于对象的,也就是根据对象本身固有的规律。恩格斯论述“从猿到人”时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一切其它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所说的“对象本身固有的规律”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规律”。就文艺来说,这就涉及认识整个客观世界和人们所曾探讨的文艺本身的各种规律。可见“美的规律”是非常广泛的,也可以说就是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新葡京官网注册账号申请读过这篇“美的定义”之后不久,我有机会上过一堂生动的美学课,看到新上演的意大利和法国合摄的电影片《巴黎圣母院》。听到那位既聋哑而又奇丑的敲钟人在见到那位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时,结结巴巴地使劲连声叫“美!美、美……”我不禁联想起“美的定义”。我想这位敲钟人一定没有研究过“美的定义”,但他的一生事迹,使我深信他是个真正懂得什么是美的人,他连声叫出的“美”确实是出自肺腑的。一听到就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悲喜交集,也惊赞雨果毕竟是个名不虚传的伟大作家。这位敲钟人本是一个孤儿,受尽流离困苦才当上一个在圣母院里敲钟的奴隶。圣母院里的一个高级僧侣偷看到吉卜赛女郎歌舞,便动了淫念,迫使敲钟人去把她劫掠过来。在劫掠中敲钟人遭到了群众的毒打,渴得要命,奄奄一息之际,给他水喝因而救了他命的正是他被他恶棍主子差遣去劫夺的吉卜赛女郎。她不但不跟群众一起去打他,而且出于对同受压迫的穷苦人的同情,毅然站出来救了他的命。她不仅面貌美,灵貌也美。这一口水之恩使敲钟人认识到什么是善和恶,美和丑,什么是人类的爱和恨。以后到每个紧要关头,他都是吉卜赛女郎的救护人,甚至设法去成全她对卫队长的单相思。把她藏在钟楼里使她免于死的是他,识破那恶棍对她的阴谋的是他,最后把那个恶棍从高楼上扔下摔死,因而替女郎报了仇、雪了恨的也还是他。这个女郎以施行魔术的罪名被处死,尸首抛到地下墓道里,他在深夜里探索到尸首所在,便和她并头躺下,自己也就断了气。就是这样一个五官不全而又奇丑的处在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却显出超人的大力、大智和大勇乃至大慈大悲。这是我在文艺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小人物的高大形象。我不瞒你说,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

朱光潜在第7封信中主要从生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节奏感、移情作用和内模仿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值得重视的、需要重新加以评价和研究的。作者认为节奏是音乐、舞蹈和歌唱这些最原始也最普遍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一个要素。节奏不仅见于艺术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而又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如果审美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人体的生理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调”,就不愉快。所谓移情就是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品)时,由于物我两忘而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上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我国的咏物诗词里大半都有移情因素,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移情是由我及物,而内模仿也是移情,不过侧重由物及我的一面。内模仿是从生理学角度讲的,主要代表是谷鲁斯。谷鲁斯以看跑马为例说,人看跑马时并不真正去模仿马的动作,但是他的心灵和肉体也都紧张着,确在“心领神会”地进行着模仿,而且享受着由这种模仿所引起的愉快。由此看出,内模仿具有游戏的性质,如果由于运动的冲动过分强烈,内模仿转变为行为的模仿,例如曾有一些少年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去模仿维特自杀,这就不再是美感了。朱光潜认为中国文论中的“气势”和“神韵”,画论中“气韵生动”都是凭内模仿作用体会出来的。中国书法往往表现出人格,颜真卿的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刚正,风骨凛然;赵孟頫的字也象他的为人一样清秀妩媚,随方就圆。我们欣赏颜字,便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模仿他的端庄刚劲;欣赏赵字便不由自主地放松筋骨,模仿他的潇洒婀娜的姿态。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都参加的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凭自己的活动作为媒介,来调节和控制他跟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自己也作为一种自然物质来对待自然物质。他为着要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利的方式去占领自然物质,于是发动肉体的各种自然力,例如肩膀、腿以及头和手。人在通过这种运动对自然加工改造之中,也就在改造他本身的自然 (本性),促使他的原来睡眠着的各种潜力得到发展,并且服从他的控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现在的劳动是由劳动者拿到市场上出卖的一种商品,和原始动物的本能劳动的情况已隔着无数亿万年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遗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期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就给他的动作的方式和方法规定了法则 (或规律)。他还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种服从并不仅在一些零散动作上,而是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各种劳动器官都要紧张起来,此外还要行使符合目的的意志,具体表现为集中注意 (聚精会神)。劳动的内容和进行方式对劳动者[须有吸引力](注:括号中内容是为了读起来通顺而加入的。--引者),吸引力愈少,劳动者就愈不能从劳动中感到运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各种力量的乐趣,同时也就愈需要加强集中注意。现实主义作为流派,单就起源来说,在西方比浪漫运动较迟,它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日益显露,资产阶级的幻想开始破灭。科学随工商业的发达所带来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对它也起了作用。它本身是对于浪漫运动的一种反抗。它不像浪漫运动开始时那样大吹大擂,而是静悄悄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就连现实主义 (Realism)的称号比起现实主义流派的实际存在还更晚。上文提到的席勒初次使用的“现实主义”指希腊古典主义,与近代现实主义流派不是一回事。作为流派而得到“现实主义”这个称号是在一八五○年,一位并不出名的法国小说家向佛洛里 (Chamflaury),和法国画家库尔柏(Courbet)和多弥耶(Daumier)等人办了一个以《Realisme》(现实主义)为名的刊物。他们倒提出了一个口号:“不美化现实”,显然受到荷兰画家冉伯伦等人 (惯画平凡的甚至丑陋的老汉、村妇或顽童)的画风的影响。当时不但浪漫运动已过去,就连现实主义的一些西欧大师也已完成了他们的杰作,不可能受到这个只办了六期的“现实主义”刊物的影响。人常常生活在必然之中,因此碰上偶然机缘,就使人精神上多少得到解放,遂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便是美感。好的文艺作品常常有所谓“神来之笔”,浸透着充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由。过去人们常迷信“灵感”,其实灵感不过是作者在意识中长久酝酿而突然爆发进入到意识里,这种突然爆发有赖于事出有因而人尚不知其因的偶然机缘。杜甫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神”就是灵感,似乎是出自偶然,其实来于“读书破万卷”的辛勤劳动。我国有句老话:“熟能生巧”,灵感也不过是熟中生巧,还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法国人向来把现实主义叫做“自然主义”。不过法国以外的文学史家们一般却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严格分开,而且“自然主义”多少已成为一个贬词,成为现实主义的尾巴或庸俗化。它的法国的开山祖和主要代表的左拉,他把实证科学过分机械地搬到小说创作里去。他很崇拜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于是就企图运用这位医师的方法来建立所谓“实验小说”。他说:这种论点显然认为由表象到表象见不出文艺的思想性,于是新旧表象之间插进去一个等于概念的思想。这样把艺术作品倒退到“表象”,既是贬低艺术,也是缺乏心理学和美学的常识。把“概念”看作文艺的思想性,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的理论根据。不久前,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广州召开了工作规划会议。在会议中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谈起我在解放前写的一本《谈美——给青年第十三封信》,认为文字通俗易懂,颇合初学美学的青年们需要,于是向我建议另写一部新的《谈美》,在这些年来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谈点新的认识。听到这个建议,我“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我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作一次总的回答,比草草作复或许可以谈得详细一点。而且到了这样大年纪了,也该清理一下过去发表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毒,有哪些还可继续商讨。放下这个包袱之后,才可轻装上路,去见马克思。这不免使我想起孟子说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冯妇力能搏虎,搏过一次虎,下次又遇到一只虎,他又“攘臂下车”去搏,旁观的士大夫们都耻笑冯妇“不知止”。现在我就冒蒙士大夫耻笑的危险,也做一回冯妇吧!审美判断不涉及欲念和利害计较,所以有别于一般快感以及功利的和道德的活动,即不是一种实践活动;审美判断不涉及概念,所以有别于逻辑判断,即不是一种概念性认识活动;它不涉及明确的目的,所以与审目的判断有别,美并不等于(目的论中的)完善。

一个问题是我在《西方美学史》上卷“序论”所提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而不等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我认为上层建筑中主要因素是政权机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这两项不能等同起来,因为政权机构是社会存在,而意识形态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话可以为证。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别开来的动机。我把这个动机点明,大家就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而且不是某个人或某部分人所能解决的,还须根据双百方针以民主主试进行深入讨论才行。现在这项讨论已开始展开了。我现在还须倾听较多的意见,到适当的时候再作一次总的答复,并参照提出的意见,进行一次自我检查。如果发现自己错了,我就坚决地改正,如果没有被说服,我就仍然坚持下去,不过这是后话了。现代值得注意的还有已提到的佛洛伊特的“巧智与隐意识”,不过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介绍清楚的。他的英国门徒谷列格(Greig)在一九二三年编过一部笑与喜剧这个专题的书目就有三百几十种之多。诸位将来如果对这个专题想深入研究,可以参考。新葡京官网注册账号申请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约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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